文艺批评|林赛水Lindsay Waters——清泪依稀入梦来（上）何吉贤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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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大哲学家理查·罗蒂认为60年代新左派的继承人在学院里创造了一个文化左派，并谴责新左翼从实践退回到理论，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失魂落魄的胆怯表现”。但在本文作者林赛水看来，理论是一种义务，当人们面临60年代向70年的转化不知所措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这一转变理论化。当人们被迫从真实的活动和经验中分离出来，他们不得不思考，从而以理论来认知这种疏离异化的境况。罗蒂所强调的“现实政治”根本不重要，政治已经在重新定义自己了，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认识到政治的发生。

林赛水选取了世界著名说唱歌手图帕克的例子，他认为图帕克的形象从就根本上重塑了政治，他作为一种景观存在着，既是真实，也是展示，而我们则需要从60年代那一代人的失败中去理解图帕特。以图帕特为代表的说唱音乐对理查·罗蒂关注的上流文化提出了挑战，并从根本上强调个人的认同与解放，在作者看来，这正是美国自由精神的所在。 

感谢译者何吉贤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作者：林赛水（Lindsay Waters） 

译者：何吉贤

清泪依稀入梦来（上）[1]

林赛水   著

何吉贤 译

英雄们都已倒下，或已被放逐。

人们知道，现在是美国的冬天。

――吉尔·斯科特－赫隆（Gil Scott—Heron）

这是美国的冬天，冰暴肆虐着。在东部呆了四年后，我回到了伊利诺斯，回到了芝加哥的南区，这里是我母亲长大的地方，而伴我度过少年时代的玉米地则在这个城市的西部，靠近爱荷华的一侧。我长在主张社会大融合的50年代，在一家农场，后来又去种族隔离的东部求学；现在，我又回来上学了，回到了中西部人的这个梦想之城。然而，母亲留给我的，让我怀揣梦想的《芝加哥，甜蜜的家》[2]却充满了苦涩。

它甚至更像一个战场。戴勒（Richard Daley）市长，一位友善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面对狂风暴雨般的60年代，已丧失了理智。警察正在南区驱逐黑人石头帮（Black Stone Rangers）；在西区，他们洗掠了黑豹团弗雷德·汉普顿（Fred Hampton）和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的家，两人都殒命于自家的床上。芝加哥是马丁·路德·金的滑铁卢，面对此地白人的敌视和暴烈的抗议游行，他发起的民权运动陷于停顿。每个人都得面对自己的滑铁卢，正如斯通沃尔·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在其1959年风行一时的一首歌中所唱的，但为什么马丁·路德·金也得去面对呢？――而且，为什么这个滑铁卢会是我的家乡呢？

一场新内战的硝烟已经燃起，我们不仅要反对外部的敌人：越南人、苏联人、古巴人、中国人，我们还要反对我们自己：父母与孩子斗（反过来也一样），黑人与白人斗，兄弟姐妹与兄弟姐妹斗。这是一个失败的年代。

那时，我在芝加哥大学书店的书库打工。芝大所在的海德公园（Hyde Park）也非一方净土，尤其是市里为了遏制犯罪，将大学校园周围的商业区“撂荒”了之后。但海德公园也许是芝加哥北区唯一真正无种族界限的社区，而且，它也以此为荣。这一荣誉感建立在一个糟糕的信条之上，但实情如此。整个城市就在我们周围崩塌着，我和我的朋友“乐乐”弗洛伊德·达文波特（Floyd “Double Joy” Davenport）就在书库里干着拆包书的活计，出版社寄来书时，我们拆包上架，过一段时间如果书没有卖掉，我们就又将它们打包，寄回给出版社。我们两人都是学生，我在芝大学文学理论――不是读德里达、福柯抑或德勒兹，他们的书那时还刚刚在巴黎出版，而是读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塔索和休谟。“乐乐”去过越南，正在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办的DJ学校里上学。他漫天穿梭在南区各家俱乐部的唱片里，希望可以成为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那时，我们两人都处在人生的起点上，在接下来的20年中，我们将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大展身手。

那些带着面具的人将达到自己的目标。“我擅于欺骗，手段高明，”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在《你不能总是得逞》（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一曲中吹嘘说。但我们很多人却没有这样风光。《给我一个掩蔽所》（Gimme Shelter）是我们的歌：“如果我无处躲藏，哦，耶，我将逐渐凋谢。”在书库，每个周六早晨，弗洛伊德会将电台调到WVON节目，听杰西·杰克逊牧师（Reverend Jesse Jackson）――Operation Push运动的领导人――的布道。整个节目回响着“I am Somebody”的颂歌，回旋不去，因为杰克逊的听众需要不断打气。我与弗洛伊德一边打包贴邮票，一边听着节目。当芝加哥生活中那些侮辱――还有更糟糕的事袭来的时候，我也需要打气。甜蜜的家乡，现在却不再甜蜜了。

The

 Rolling Stones

Gimme Shelter

融合和谐（integration）――记住这个词了吗？――已成过眼烟云。但眼下正在发生什么呢？人民并没有诅咒国家。先开枪，再问话，这是戴勒市长的政策，而不是平民的政策。我们在一种炮弹休克症似的状态里过着梦游般的日子。经历了这么大的梦幻，我们如何走到今天？1968年，“猫王”艾尔维斯看到了他从中想像死亡的这个梦想，于是他唱出了《疑虑重重的头脑》（Suspicious Minds），这是他最令人难忘的单曲之一，也是他最后的绝唱。他用蹂合了山地民谣和黑人灵乐风格的嗓音唱道：“在疑虑重重的头脑之上，我们建不成我们的自由”，言之凿凿，且一语成谶。艾尔维斯一定会为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枪杀而感到耻辱，因为金倒下的地方，距离比勒街（Beale Street）就几个街区，那儿正是青年猫王与其黑人伙伴们游玩逗乐的地方。弗洛伊德1970和1971年播放的曲子，挖出了跳动在流行音乐偏执狂中的属于艾尔维斯的那条血脉――O’Jays的《Back Stabbers》，Curtis Mayfield的《Freddie’s Dead》，Temptations的《Papa Was a Rollin’s Stone》，Marvin Gaye的《What’s Going On?》。但像踩上油门，一脚把我轰到天上去的还是Undisputed Truth的《（偶然的）笑脸》（Smiling Faces (Sometimes)）：

（偶然的）笑脸

装得像老友一般

笑脸

让你揣摩不透

后面包藏的凶险

当心！那伸过来的手：

里面就藏着毒蛇。

当心！那亲热的勾肩搭背

也许就是黑手出的一掌。

他们在编造谎言，却要你相信

那是真理

“猫王”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所以好好看看哪，看看我的脸

――《奇迹》（The Miracles）

就这样，反讽先生，罗蒂教授出场了。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真理这回事，他一再告诫，先是一部划时代的专著《哲学与自然之镜》，1989年，又是一部备受争议的关于语言和政治的著作《偶然、反讽和团结》，然后，在他最近的新书《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中，他再次老调重弹。不仅没有毋可置辩的真理[3]，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真理。他书中所戴的面具是扬基佬：那种游街串巷的扬基佬小贩（Yankee Peddler）特有的，但他兜售的并不是各种木制的小玩意儿。现在不是。他以前曾大量出售反讽，但现在不了。现在，他在为山姆大叔效力，而且，他在游说你。

—

理查德·罗蒂

《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

所谓扬基佬，乃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一种民族类型。他并不仅仅是清教徒移民之父的后裔，他平时深藏不露，但在向你兜售什么东西时，他逢迎、和蔼。扬基佬的声音干巴巴的，正如文化批评家格雷尔·马尔库斯（Greil Marcus）所言，“（声调）像草原一样平坦，（内容）像巴比特 [4]这个市侩一样乏味”。如果你有幸听过罗蒂说话，你就能认出那种声音，那种声音好像要传达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它对任何突出冒尖的东西都毫不在乎，只是那么听上一听。它的平淡无奇给了它优势。你都无法相信一个声音能做到那么淡漠，几乎毫不动情，就像小驴屹耳（Eeyore）[5]一样。他是活生生的某类人的标本。

罗蒂告诉我们，1965到1975年，美国出现了麻烦，而且直到现在，在River City这儿，麻烦还在。这个扬基佬小贩，像那个音乐人（Music Man[6]）一样，在这个伟大国家里，走村串巷，叫卖他的玩意儿――尤其是在大学校园中。他想从美国的英语系中（清一色的哈姆雷特和奥菲莉亚）招募一支知识分子队伍，并与工联的队伍汇合。学者和工人将共同加入一场壮观的爱国游行中，并带领我们国家走出这个偏执的时代，6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一直深陷其中。收起你的所有挽歌，罗蒂说，抛弃抱怨的文化，扔掉所有对机器的怒气，学会去肯定那些积极的东西。

他这次又在反讽吗？除了早先一度沉溺反讽外，我相信他并不热衷此道，对于反讽的语调，他并不敏感。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绝对是一本正经的。他说，怀疑正在将我们杀死。他也许窥破了什么：他之前颇为自得的反讽，往往比世故强不了多少，后者正是他在新书中一再加以攻击的东西。我们大都对世故感到腻烦，因为它只是轻易地选择在裂缝处下刀，突然撕破别人的面具，让别人的真面目暴露出来。小说和散文作家戴维·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最近提出了一个见解，他认为反讽实际上是蕴含在“美国文化大失望和停滞消沉”中的动力因素。按照罗蒂的说法，如果我们对那些坏家伙，那些生于盛世的自负的家伙们（the Big-Time Confidence Men）停止怀疑，他们就不会变得这么坏。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追问，那帮人的言行不一就不会存在了。

 

我们应该接受罗蒂的这套说法吗？对我来说，信不信他，其关键之处在于我能否接受他关于60和70年代的叙述，也就是说，按照他的说法，那两个时代出了什么问题。罗蒂说，我们美国人喜欢唱衰自己的国家，不过在我看来，情形恰恰相反。我们往往认为，坏事都是别人干的，我们国家没有恐怖主义分子，没有警察暴力，也不会像北爱或克什米尔那样干。我们只有普通的犯罪行为......看来罗蒂对大绝望（the Great Despair）时代并没有什么记忆，而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它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我们头顶，在那个时代，悲伤而睿智的林登·约翰逊（比亚哈国王还要高贵）停止了在越南的战争，但是，尼克松先生和基辛格先生却更变本加厉地想继续那场战争。他们不仅从来不笑，而且还撒谎。

我们祈祷的不是要那些黑暗的日子再次来临，而是希望在炫目的光亮中，看到那一丝丝灰暗，一丝丝阴影。在阿蒙德·怀特（Armond White）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怀特是20世纪末期美国生活中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天生反叛：图帕克·沙库生平》（Rebel for the Hell of It：The Life of Tupac Shakur）与其说是一本圣徒传，还不如说是一部有关我们时代的通俗历史。怀特处理图帕克·沙库的方式正如格雷尔·马尔库斯在《神秘火车》（Mystery Train）中处理“猫王”艾尔维斯，或杰拉德·厄利（Gerald Early）在《墨守成规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a Groove）中处理贝利·戈迪（Berry Gordy）的方式一样，这本令人眼花缭乱的明星（并不仅仅是一位说唱音乐明星）传记――记述了他从私立学校到加入Death Row Records唱片公司，从入狱到保释到死亡的经历――并不讳言把主人公当作代表性的人物来处理。沙库的母亲是60年代的黑人激进主义活动者，她从小就鼓励儿子对文学和戏剧的兴趣。到他1996年被射杀止，沙库已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说唱歌手之一，也是在好莱坞声名日隆的明星。我得承认，怀特笔下的图帕克和罗蒂教授构成了奇妙的一对，但比起斯坦贝克《伊甸之东》的那对兄弟来，并不更有趣。罗蒂就像那位好弟弟一样，一心想成为父亲，而图帕克显然就是那位坏哥哥，也就是那位浪子。

再者，图帕克还是另一种经典类型的美国人，即康斯坦丝·鲁尔克（Constance Rourke）在其《美国式幽默》一书中所说的“拖着尾巴的北军”，是黑色的游吟诗人。Zip Coon曾演唱过一首疯狂尖锐而又充满政治能量的歌曲。他如神的使者，又如漫游各地的扬基佬，不停地漫游，但漫游的命运是被迫降临到他身上的。在扬基佬的脸上，你很少看到喜形于色，但民谣歌手的感情就挂在他的脸上，特别是当图帕克唱到他的母亲时。

罗蒂和怀特都同意，60到70年代是一个变化的阶段，经过这个阶段，人们的生活从一种比较确信和稳定的状态变成了当前的混乱。在这个阶段中，成人行为中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开始土崩瓦解。怀特认为，我们无法理解图帕克，除非我们从他父母的角度，以及60年代那一代人的失败中，才有可能。图帕克是“一场从未被播映的革命的孩子”，因为“那些激进的黑人新左派都被窒息在了混乱和诱惑中”。图帕克的父母都是黑豹团成员，他们身上有浪漫，也有疯狂，这种气质在他们的赞赏者，如琼·杰尼特（Jean Genet）、简·方达（Jane Fonda）和列奥那多·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身上也存在。这种黑豹团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严肃而冷静的，像罗蒂激赏的30年代的改良主义者那样，而是“浪漫式的革命和某种程度的去他妈的激进主义”的结合的产物。按照罗蒂的方式，如果将文化置于政治之前，那么，图帕克就是现实中变化的缩影。怀特说，像图帕克这样的说唱歌手，就是“校园激进者产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中的私生子”，而且，对一些人来说，图帕克之死，“是60年代那代人的失败，因为正是他们抚育了他”。（从未与黑人民权有任何瓜葛的斯坦利·克罗奇最近评论说，图帕克与杀手和食人者杰弗瑞·达穆尔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正是罗蒂所关注的对象的产物：排斥了旧左派所信奉的那些真理的新左翼激进主义，走向纯粹的文化反抗。

美国说唱歌手

Tupac Amaru Shakur

一件事物敏感至让人充满疑惑，它就往往能

突入人心中最人性，头脑中最睿智的部分。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罗蒂这样说：“60年代新左派的继承人在学院里创造了一个文化左派。”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他们“在60年代后期形成的一个确信”，就是“不仅美国的法律，而且整个体制都需要改变。改良并不够。”这意味着，“60年代所关注的称为‘给体制命名’的工作要先于改变法律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时，文学教授开始对“理论”感兴趣。罗蒂说，“左翼应该暂时搁置理论工作。”他谴责新左翼“从实践退回到理论”，这完全是一种“失魂落魄的胆怯表现”。罗蒂声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哗众取宠、令人厌烦和玩世不恭的左翼，而不是一个梦想去“筑就我们的国家”的左翼……这导致他们背离自己的国家，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玩起了‘理论’。这还导致他们……将文化政治置于现实政治之上。”左翼倾向的文学教授“正在把精力花在讨论一些不知所以的论题上，正如亨利·亚当斯去思考处女和发电机之关系一样，这些论题与我们国家的需要相差万里，而本来，他们的精力是应该花在为国家去探求新的律则上的。”罗蒂指责老化的新左翼，他们在学院中培植的东西甚至比胆怯的侏儒更恶劣。他说，他们是卖国贼，叛国分子：他们使得文化话题取代了“真实的政治”，他们“与右翼沆瀣一气，使文化问题成为了政治论争的核心。”

他将不再与文化主义者往来，无论他们是多元文化主义者还是普世文化主义者；他对认同的政治也没有丝毫兴趣。他不喜欢抱怨美国的人，特别是那些艺术家和教授。他说，艺术家的工作，就是给我们创造美国的正面形象：他们应该提供有关美国应该变成什么样的新的论述，以使美国人产生新的政治能量，团结一致，并使美国人为自己国家的远景感到骄傲。“国家依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依赖他们去创造新的形象，去告诉国人有关国家的历史。”罗蒂要听的当然是顺耳的好故事。但他对大众文化不感兴趣，即使它们有时可能呈现了美国的正面形象，因为在他看来，大众文化是沙文主义、右翼以及头脑简单化的美国形象的来源。他关注的是“高级文化”（high culture）。他指责像莱斯利·马门·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这样的人，因为后者在其《死者的庆典和历书》（Ceremony and Almanac of the Dead）一书中抱怨了美国，而没有停下来去想想，有没有发生别的事情。实际上，他可能并不在乎这个。罗蒂是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所称的上流社会传统的当代例子的极至。上流社会给我们提供了道德准则，一套哲学说辞。鼓舞人心的道德准则，就像一个沁人心脾的凉水澡，可以治愈你抱怨自己所处环境的怨恨。罗蒂好像在对那些哀诉者们说：都忍着点！

罗蒂一再把火力对准自己的真正敌人：理论。它也是60年代的另一个遗产：性、毒品、摇滚乐，还有理论。理论之于学院，就如嗑药之于少数族群贫民窟：它很快使你嗨起来。在你自己的宝座上，你感到自己就是世界之王，君临天下。然后你崩塌下来。它使你觉得自己好像懂得了一切，哪怕只是暂时的，而且，这种感觉一旦得以品尝，就永远无法餍足。最后，像毒品一样，理论引向了虚无主义。

在理论家身上，罗蒂发现的最大问题是怀疑主义。“文化左派被无处不在的鬼魂追索着，其中最令人恐惧的那个叫‘权力’。”但罗蒂要那些在学院中任终身教职的激进派及其学生们投入实践，而不是惧怕权力――成为演员，而不仅仅是观众。他想驱除理论这个妖魔，把它晾在一边。从一开始起，这就是罗蒂的兴趣；《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就包含了对哲学史上“作为方法论的怀疑”之父笛卡尔的攻击。在其对笛卡尔和德曼的攻击中，罗蒂就像梅尔维尔小说中的自负先生（Confidence Man）一样，告诉美国年轻人将其正在看的塔西陀扔到一边。

“别信塔西陀……我讨厌塔西陀……他连自己也不相信，也摧毁了读者对他的信心。他摧毁了信心，慈父般的信心，上帝知道，它就存在他那里，无人能够分享。”那些鼓励像塔西陀――或尼采或福柯――一样写作的人所犯的罪行，是他们在腐蚀青年人。自负先生告诉年轻人，“年轻人，我的朋友，你社会经验还少，难道你没有发觉，我们的自信太少，太少了吗？”

过去15年中，有一股集中攻击任何带有精神性东西的风气，从小说，到精神分析，到形而上的思考，到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头脑的生活”的理论。尽管自己也是个哲学家，但在我看来，理查·罗蒂属于那帮人，他们排斥玄思、虚构、认识论、理想性的乌托邦、浪漫主义――一切充满难以捉摸的事物的文化和象征领域。他是一位平实的写实家，而不是惯于用反语的讽刺作家。罗蒂的新作品进一步突出了他早期作品中一直受到质疑的对认识论的教条式的排斥。罗蒂反对千年至福说，也反对宗教，马克思主义，一切会导致改变你生活的哲学，以及任何形式的天启思想。他说，他喜欢“能启发灵感的文字”，但要恪守自己的界限――就是要有研究。现在，我们抛弃了宗教，文学就成了星期日礼拜的替代品。对崇高的追求被否弃了，因为“崇高完全是不搭调的话题”。他说，我们必须培养自己“对无限性产生激情的免疫力”，好像是为了给爱默森的说法提供一个注脚一样，爱默森说，有限总是反对“无限性的陈述”。当Ramones乐队在《给我来点镇静药》（I Wanna Be Sedated）中唱出同样这个意思时，他们是在反讽。而罗蒂不是。

汉娜·阿伦特

在政治中，就像在文学中一样，他竭力推崇节制。他欣赏一步步的、稳健性的增长，他把这种称为“活动”（campaigns），而不是“运动”（movements）。他无法想像（或不想赞同），一个人如此执迷于某种政治或文化想像，以致他或她将自己的认同归属于这一运动。在罗蒂的卡梅罗特（Camelot）[7]宫殿中，不存在天启，当然也不存在什么乌托邦。说明白点，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卡梅罗特。罗蒂想治愈教授们的天启癖：再也不要从革命、断裂、开始和转向、高峻危险的山峰、弯曲幽深的山谷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了！我们需要的政治变化只能通过渐进的方式取得。

罗蒂的论述中，有很多都显得非常正确。美国学院中，确实存在相当程度的粗率、自私自利的反美国主义倾向，有各种各样的姿态性行为。在道德上占据一个制高点，就能给其本人及其学生带来工作的机会，而对这些行为的反击却迟迟未见出现。但是，罗蒂把理论当作首犯却大错特错了。许多对美国抱有敌意的家伙是堂而皇之的反理论者；也有大量文学教授，对他们来说，三D――deconstruction（解构）、de Man（德曼）和Derrida（德里达）――充其量也不过是非政治的。“我也许达不到保罗·德曼的水准，”他们会这样说，“但我是个正直的人，我关注历史中的受害者。我坦诚，而他不是这样的。”

雅克·德里达

所有这些都使我困惑不解，为何罗蒂先生非要从这些人身上寻找更多的政治性，而不是指出他们身上的政治性少得可怜。这些教授有点像幼儿耶稣婴儿床边上的小鼓手[8]，他们一直重复做着同样的事，也许会多少带点感情，并把这叫做政治。这就是右派们乐于憎恨的左派，攻击他们就如射杀桶中的鸭子一般。所有的左派都带着颜色的标记，他们血淋淋的心完全展示在我们的眼前。

如果这些文学教授都去干两件困难的工作，即教人阅读和写作，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变得更好？罗蒂的答案是：“他们不是当今唯一的左派，但他们是最显眼，声音最大的。”他的主要论点是，文学教授应从事政治――“真正的政治”，这一说法出自他这样一位自称不相信真理的人之口，有点显得奇怪――这点他是对的：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辞藻上的谴责，这很容易使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基础，只是揭穿人们行为中关键的单个的邪恶动机。罗蒂对某种简单化的、粗俗化的福柯式政治正确（只要存在哪怕最轻微的体制“规训”，就认为是与“惩罚”的共谋）提供了有益的批评。但这种思考方式并不是人文教授的专有版权。

罗蒂在对自以为是的上流社会分子扎堆的象牙塔的攻击中，得分不少，但我担心，他的胜利是空洞的，特别是如果他真正关心的是美国而不仅仅是美国学院。在更大的问题上，我认为他要么是误导人，要么是完全错误的。但我还是认为，他的书作为一种情境（occasion）还是很有用的；他对所有新左翼存留者提出了挑战，要他们为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就是美国这几十年和几百年，提供一种更有力的描述。我认为，阿蒙德·怀特做到了这点，他关于图帕克的书提供了这样一种描述――同样的历史，不同的描述，尽管看起来，它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未完待续）

原文载Transition，第74期。题为：Dreaming with Tears in My Eyes

注释：

[1]原文标题Dreaming with Tears in My Eyes，系美国乡村歌手之王Jimmie Rodgers的一首歌名，中文直译为：《梦，眼含热泪》。此处意译。作者林赛水（Lindsay Waters）系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学部执行编辑。

[2] Sweet Home Chicago，是The Blues Brothers的著名歌曲。

 [3]Undisputed Truth，此处与上文提到的乐队名是双关语。

[4] Babbitt，为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市侩的典型。

 [5]卡通故事《小熊维尼和蜜蜂树》（Winnie the Pooh and the Honey Tree）中的人物，一头十分悲观的驴子，是一个忧郁的哲学家，喜欢顾影自怜。

 [6]Music Man（《音乐人》），系美国60年代的一部音乐剧。故事讲述乐器商人Harold Hill为了推销他的乐器和乐队制服，乔装成一个音乐教授来到一个叫River City的小城。他编了很多并不高明的理由来劝说镇上的每个人来购买他的乐器和制服，由于大家都喜欢附庸风雅以及和“教授”套近乎，他在那里广受欢迎。就在他马上要全身而退之际，女主角――美丽的图书管理员Marian识破了他的身份，最后，这位并不太坏的Harold Hill不可救药地爱上Marian，坏事变为了好事，结局是皆大欢喜。

 [7]英国亚瑟王传奇中亚瑟王王宫的所在地。

 [8]Little Drummer Boy，是一首圣诞歌的歌名，旋律简单，不断重复。这里也暗示这些人不断地重复谈论同一个无聊的话题，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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